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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巷陌

家长里短知忧乐; 酒暖茶凉论古今。

 
 
 

日志

 
 

愧 痛  

2009-09-08 13:05:22|  分类: 半日闲作品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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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始终认为,世界上两种职业是最为崇高的:一是医生,医疗人们肉体的创伤,治病救人,被比作“悬壶济世活菩萨”;一是老师,进行人们精神的启迪,教书育人,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无论贵贱或贫富,你的一生不免会与之结下不解之缘。如遇病痛免不了找大夫,若要成才立业,你得“十年寒窗”,也就自然离不开老师。虽然你不一定记得为你治病的医生,但你绝忘不了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笔者也不例外,对于曾经教过本人的老师至今如数家珍,刻骨铭心。尤其是石惠兰老师。

老师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个高偏胖,一头齐肩波浪卷发惹人注目,穿着得体大方,平素不苟言笑,严厉得近乎于凶狠。上课时,谁讲话,她就会用教鞭敲一下谁的头;谁如偶有小动作,立马你的手就会挨上一教鞭。我因个子不高,坐在首排,时常顽皮没少挨抽。因此同学们对石老师由怕生恨,敢怒不敢言。“严师”果然出“高徒”,我们班各科的成绩在全年级排名第一。尽管如此,石老师对全班学习成绩没有丝毫放松,为保证百分之百的升级率,她将班上几名成绩差而存在留级隐患的同学和几名成绩位列前茅的同学组合起来,形成一帮一的“对子”进行辅导。并“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到她家,由其亲自“开小灶”补课。我因为是学习委员,自然是全程参与。

就这样,每逢星期天,我班都有七八名同学到石老师家补课。每次“流程”都是如此:大家围坐一团,由石老师讲课,然后当即布置习题,现场完成作业后才能回家。都是不到十岁的孩子,童兴正浓,喜欢人多热闹,觉得好玩。所以,先做完作业的同学并不马上离开,而是相互等候,一同回家。每次石老师布置完习题后,就会不停地忙着家务,不是洗衣晒被就是淘米择菜、或是打扫卫生、或是整理房间。每到此时,我们都会争着给石老师帮忙。听见收垃圾的铃声响起,我们会起身去抢撮箕、倒渣滓。石老师晒衣服,我们会去拿篙子、递杈棍。尤其是那排队提水是我们最爱玩的“游戏”。

老师住的是棉纺厂宿舍,始于52年修建的过渡平房。八户一栋,两栋一排。每八户共一公用水管,平时还好,一到星期天,大家都洗衣被、拖地板,公用水管前就会排起长龙。所以提水是很费时的。可我们小孩却乐于此事。我们不顾石老师的阻拦,拿着白铁桶去排队,边等边玩,边“疯”边逗。接满水后,我们两人提一桶,比赛式地相互追逐。往返几次,石老师家里的大水缸就盛满了。这种游戏式的劳动,使我们感到了快乐。几位成绩差的同学也在快乐中收获了提高。当年,我们班成为全年级唯一没有留级生的先进班,石老师也因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佩带大红花的照片都上了学校的光荣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四年级时,“文革”开始了。一夜之间,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在大字报中看到了石老师的名字,而且划上了红叉,石老师被称作是资本家大小姐。不知政治为何物的我们被搞得莫名其妙。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几天后,有几位戴着“红卫兵”、“战斗队”红袖标的老师把我们叫到了办公室。

“你们都是在石老师家补课的同学吗?”对方问。

“是。”我们一起点头。

“你们是不是革命接班人?”

“是”我们又点了点头。

“你们想不想当红小兵?”

“是”我们还是点了点头。

“你们是不是都挨过石老师的教鞭?”

“是”我们继续点头。

“好,那你们说说,石老师又是怎么强迫你们为她家做苦力的?”

“?”我们不解,头不知是点还是不点。

“你们知道吗,石老师是资本家大小姐,好逸恶劳,帮你们补课是假,要你们为其做家务是真。”

这一真一假把我们搞糊涂了。我们依旧是沉默。对方知道,我们这些“愚子不可教也”,便使出了“绝招”。

“既然你们不愿意说,那么就按校领导的要求,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吧。”

那是一张“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大小姐石惠兰,彻底批判其残酷迫害青少年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既然是领导要求,我们只得“听话照做”。想想石老师确用教鞭抽过我们,孩子似的怨恨也是有的。于是,我们都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可这还没完,第二天全校召开了批斗大会,校领导竟指定我上台发言。其实就是将他们写好的批判稿念一遍。那天被批斗的有五位老师,除石老师外,其他都是男老师。当我站在讲台前时,石老师被两人推到了讲台旁,离我很近,我甚至听到了石老师粗粗的喘气声。由于脚站在专门为我预备的课椅上,我显得和石老师一般高。当我凝视石老师时才发现,她那一头飘逸的卷发不见了,那用剪刀随意剪成的光头凹凸不平,而且增添了许多白发。脖子上挂着“资产阶级大小姐石惠兰”的牌子,头低得很下,以至于整个上身与下身形成了近90度的直角,几乎看不到她的脸。在小孩眼里,没有确定的年龄概念,只有大人和小孩之别。瞅着眼前的石老师,我觉得她一夜间就进入了老人的行列。未谙世事的我,仿佛认为石老师这一切都是我们造成的。于是,我便“心虚“起来,结结巴巴地念完了稿子,带着复杂的心情走下了讲台。

后来,石老师被清理出教师队伍,留校察看,做清洁工。从那时起,我极力回避着石老师,即使偶而相逢,也装作不相识的样子。到底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政治风暴给石老师造成的巨大“创伤”,似乎在我心里也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疤痕”。孩子毕竟是孩子,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淡忘了这事 。直到成年后,特别是庆祝粉碎“四人帮”时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热闹场面,让我想到了学校批斗会的情景,自然也就想起了石老师,便产生与石老师见一面好好聊聊地冲动。可当我来到石老师家时,却物是人非。一位阿姨告诉我,石老师早在几年前就因癌症撒手人寰了。其家人也搬到别处去了。闻此,我突然感到莫名的失落。石老师终究没有等到知识分子“解放”的这一天。我曾多次在梦里梦见石老师还活着,我们见面谈及此事时,她淡然一笑,对我说:“这根本不关个人什么事,况且那时你还是个孩子,是时代的悲剧决定了个人的命运,谁都无法抗拒。”可梦醒之后,我又为愁绪所困。

本来因生活忙碌和时间的“冲刷”,我将此事已遗忘殆尽,可自从1985年起有了教师节以后,每逢九月十日我心中的“疤痕”又开始隐隐作“痛”,石老师挂牌挨斗的情景总在脑海里浮现。明知错不在我,为什么还会“旧病复发”“周期阵痛”?我百思难解:我常想石老师要活着该有多好,我们之间沟通一下也就“万事大吉”了;也许是我的良知太“霸道”,轻因重果,只要你做了昧良心的事,她就一辈子不放过你;或者是我心中此“结”长久不见阳光,已“霉烂变质”须拿出来“晾晒晾晒”才能“药到病除”;也许……。

“解铃还须系铃人”。时逢教师节之际,我给在天堂里的石老师送去我最真诚的祝愿,也希望石老师代我向上帝祈求,宽恕孩子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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