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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巷陌

家长里短知忧乐; 酒暖茶凉论古今。

 
 
 

日志

 
 

悠悠岁月事,浓浓师长情 ----刘晓航《同学们,你们是优秀的》原文  

2010-03-07 13:23:00|  分类: 刘晓航作品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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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岁月事,浓浓师长情

           ----荐刘晓航《同学们,你们是优秀的》一文

 

 

    收到克强老弟上传的刘晓航老师《同学们,你们是优秀的》一文,洋洋洒洒两万余字,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刘老师对那三年的电大师生生涯以及大部分同学毕业后的人生轨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其浓浓的师生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字里行间对部分失去联系、至今杳无音信的同学,流露出的那份牵挂令人感动。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学友们,让我们随着刘老师的笔脉,去追寻那仿佛就在昨天的美好记忆吧。

 

 

 

                       同学们,你们是优秀的

 

 

 

    198163,这是我从安徽芜湖市十九中调动到武汉市二轻工业局报到的日子。市二轻局的办公楼在江汉二路,而其下属的教育处却设在中山大道960号,就在武汉市少儿图书馆(现在改为武汉市美术馆)的对面,是闹市区。

    二轻局是文革后,合并手工业局基础上,成立的消费品生产的行业管理机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下设皮革、服装、鞋帽、家电、塑料、灯具、工艺美术、家具、文体用品,日用五金、日用工具、铝制品等14大公司,拥有10万职工。但是,当时全系统具有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仅仅600多人,仅占职工总数的千分之五,急需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此时,二轻局已成立了技工学校、中专,但是师资缺乏,没有校舍,只能租借中学的多余的教室办学。我到局教育处报到后,才知道,为了培养大专人才,刚成立了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的二轻局分校,我被安排到分校工作。当时,分校的工作人员仅6个人,校长是分管副局长兼的。副校长张钧煌原来是灯具公司副经理,教务主任老乔是从武汉工学院调来的教工程制图的教师,办公室主任老韩原来在市人事局工作,由于爱喝酒,有一次喝多了,把一份重要的人事文件弄丢了,被处分下到基层工作。还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宋小平,王汉林,我是第六个。

    分校没有办公室,只得在江岸区的二曜路附近的静安里的区教师进修学校租借了一间教室和一小间办公室。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办,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随即成立,二轻局下属的几个公司先后建立了十多个教学班,主要是机械专业。我上班后担负的第一项工作是负责刚成立的二轻工业局职工大学的招生,它和分校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招生数字已经下达各公司,我的任务是与湖北省职工高校招生办协调。省招生办设在武汉钢铁公司职工大学,我几乎每天往返于武汉三镇之间。我的家在汉阳十里铺,租借的农民房,上班在汉口,而省招生办在武昌的青山区。当时正是每一年中最酷热的七月与八月,火炉城武汉的气温高达40度,实在让人受不了。我从汉阳十里铺到青山的武钢,要换4次公交车,还要在粤汉码头乘去青山的轮渡,往返一次需要4个小时,每天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当时,我年轻,在农村经受过锻炼,所以不在乎。要命的是这一路上简直就是“拼搏”;当时,文革结束没几年,武汉市的社会秩序还比较乱,几乎没有人排队上公交车,公交车门一开,拼命往上挤,根本不管老小,特别是许多青工,大多是从窗户爬进去的,所以在那几年,武汉市的公交车的门窗几乎都没有玻璃,有的青工还将热干面端上去吃,吃完了将碗往外一扔,砸在马路上,摔得粉碎。公交车上,有时挤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就骂脏话,尤其是女人的脏话,简直不堪入耳,虽然她们穿的很时尚。这就是1980年代初,武汉市社会风气的写照,让我这个外地人非常看不惯。当然,时间已经过去30年,今天的武汉再也没有这种现象。

   当时二轻局的青年职工队伍的素质太差,我们连招一个班都很难,参加招生入学考试的人只有16人过分数线,后来经过与省招生办协调,又录取了13名试读生,勉强拼成一个班,是机械制造专业。而且在招生过程中,让我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二轻局下属的日用五金公司和塑料公司两年前已经成立职工大学,但是规模太小,三年招一个班,他们在招生中,耍了不少小花招,与我们刚成立的局职工大学设置障碍。特别是那个姓邓的,可能是个冒牌的大学毕业生,非常会耍阴谋诡计。据说,此人文理科都会教,原来只能讲概论那一节。过了三年,我们花了不少精力,终于把这三所学校合并为一所学校。1986年任命我担任局职工大学的副校长。

     1982年,从武汉地区的高校又分配来20来个大学毕业生,他们其中有些人原来就在二轻系统下属工厂工作。这样,分校基本形成一个多专业的教师队伍。此时,我们分校已经拥有近30个电大教学班,在武汉市也算是一个较大的电大分校。1982年秋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始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招生消息公布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为全社会各个阶层许多因为各种原因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有志于文科专业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二轻系统下属单位许许多多年轻人报名,并且参加了当年的广播电视大学的招生入学考试。当时,在我们二轻局要不要办这个汉语言文学班发生分歧,二轻局一些领导片面强调我们是工业局,不需要办文科班,几乎已成定论。我作为骨干教师力排众议,认为下属那么多企业一定积压着大量人才,他们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谁说工业部门就不需要文科人才,特别是基层的干部队伍。同时我强调,我们分校已经拥有一支有水平的教师队伍。二轻局不同意办文科班的消息也传到一些下属单位,引起不少已经参加招生考试的职工的不满,他们不少人写信给武汉市或二轻局领导,反映他们的求学要求。我看到这些充满青春激情的来信,深受感动,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武汉民族乐器厂工人刘端端的来信,差不多是如泣如诉的恳求,一个年轻人为了获得求学的权利而发自内心的呐喊,让人动容。他们入学后,才看到他是一个英俊得像姑娘的青年,非常斯文。现在他已经担任武汉市手工业合作联社的纪委书记,是副局级干部。我于是到分管局领导和教育处,为他们据理力争。最后,二轻局领导终于同意,招收两个文科班。7月底,我看到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招生办转来的已经被录取的近90位二轻系统的文科班考生的成绩档案,望着招生登记表上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感慨万千。他们差不多是多年来,被积压在基层的优秀人才,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够参加前几年的高考,他们中有的是干部,大多数是工人,最大的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最小的只有19岁。他们终于赶上了这最后一班车。有几位入学成绩很高。我们立即着手开学的准备工作,我们将这90多名学生分成两个班,近50人组建分校直属的文科班,其余的建立铝制品公司文科班。分校确定我和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张文霞、石应明负责文科班的教学。

     1982年9月1日,我们举行开学典礼,仍然租借江岸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室。同学们都来了,他们意气风发,生气勃勃,非常兴奋终于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经过分校领导研究,组建文科班的班委会;由二轻局团委书记赵莉担任班长,皮革公司科研所的陈毅林担任副班长,江北金属容器厂的冯建华担任学习委员,工艺陶瓷厂的王志培担任生活委员。推举幸福童装厂的杨晴为现代汉语课代表,东方皮件厂的陈汉平为中国通史课代表,剪刀厂的傅克强为写作课代表,他们都是成绩非常优秀的。这个班子是非常强大的阵容,他们富有活力和开拓性,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使得这个班成为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优秀集体。涌现一大批有建树的杰出人才。他们属于半脱产的学习方式,很多人在本单位担负着重要的工作,而且他们中不少人家庭负担也很重,所以存在着工作与学习、家庭负担的三重矛盾。但是,他们的学习非常努力。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首次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其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是周密的,选用的教材,主讲教师都是第一流的。如讲《现代汉语》的是北京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讲《写作概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锡庆教授,讲《中国通史》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家张传玺等等。学习的方式主要是录音磁带听主讲老师授课,自学教材,我们分校的老师仅仅是辅导答疑。张文霞老师是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她负责《现代汉语》的辅导,我担任班主任,同时辅导《写作概论》这门课程,《中国通史》聘请武汉师范学院一位研究生担任辅导。我们三位老师成为市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组的核心成员,开展了许多次高质量的教研活动,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同学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极其刻苦,就像饥渴者奔向甘泉,饿汉扑向面包。为了解决学习资料不足的困难,他们在每一个星期的好几天都泡在南京路的武汉市图书馆里。在那几年,武汉市图书馆的大阅览室,甚至每一个角落都被电大生占据着,这里成为他们学习的天堂,在1980年代初,这是社会风气良好的一个缩影。今天的公共图书馆再也难见这种情景。在三年的学习期间,他们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非常优秀,全部顺利毕业。

   为了上好每一堂辅导课,我花了大量时间去备课,我非常敬佩北京师范大学的刘锡庆教授为知识性和技能性相结合的《写作》课程,编写了这么一本内容丰富生动的教材《写作概论》,使我们获益匪浅,有效地提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写作能力。我认真批改每一本作文,徐了眉批,为写评语花费不少脑筋,往往要抽一支烟的时间,才能思考好下笔写。评语中不仅要肯定其长处,更重要的是要指出,其在构思与行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的意见。我因此而染上了烟瘾,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一个班50余个学生,写作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有的还停留在刚刚起步阶段,还要为之修改病句和错别字。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假大空的恶劣文风对这些年轻人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机关和办公室从事文字秘书工作的受其影响尤大。为了改变这种文风,我花费了大量心血。28年过去了还有一些同学保存着当年我批改的作文。为了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触发灵感,我多次安排限定时间的课堂命题作文,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写作训练,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另外,我的作文讲评非常精彩,把每一次批改的优秀作文拿出来讲评,同时对作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作详细分析,举一反三,既激发他们的写作热情,同时也让他们找到自己写作存在的不足,根源在那里。通过我这种严格的训练,在一个学期里,绝大多数同学的写作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令我非常欣慰。这个班级同学们的刻苦学习的精神和班风是我从事高等教育20多年经历中最出色的。在这个班级涌现了一批写作能力较强的同学如傅克强、胡正光、扬晴、章允文、赵莉、黄敬泽、刘端端、胡美菊等。被大家戏称为“老夫子”的刘鸿志真的生就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大约是生长在武昌的缘故,“老夫子”对当地的人文地理无所不知,别看他平时言语不多,可只要一提起老武昌,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此人传统文化的底子较厚,短文也写得不错,同学们都认为他的文章颇有点鲁迅杂文尖刻、犀利的味道呢。以后,这些同学或者走上领导位置,或者当上记者、教师什么的,都是与他们有着较深的文化功底分不开的。来自洗衣机厂的张露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女孩,由于在家庭得不到温暖,性格忧郁,她很有写作天赋,她写的作文《他和她》倾诉了一个孤独的女孩感情的隐秘,这是一个弱者的内心表白,文字凄婉,给人留下思考的韵味。同时流露出一种暧昧情怀。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我将它印出来,发给每一个人,让大家讨论,气氛热烈,甚至发生争论。但是,大家认可了张露的才情与文笔。自1985年,他们毕业后,我就没有再见过她,听说她在1990年代就去了深圳,她的归宿被蒙上很暧昧的色彩,她当年那篇作文也许就是一种宿命的隐喻。

   我把他们视为兄弟姐妹和同龄朋友,因为我们一同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许多人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又赶上时代巨大的变革,我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有一样的喜怒哀乐,爱憎分明。他们把我视为兄长。与他们相处的三年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这完全不同于我以后执教的70后和80后的更年轻的学子。这个班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198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和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关注国家的发展,以期报国有门。当时西服刚刚兴起,在来自二轻局组织部的黄敬泽的提议下,大家AA制每人定购了一套统一颜色的马褂呢西装作为“班服”,穿在身上一个个神气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带他们参加市电大的教学辅导活动,他们穿着这套“班服”闪亮登场,引起会场上不少人议论:“这是哪个分校的,这么整齐?”,他们齐声嚷道;“二轻局!”.他们率先自发地在全市第一批佩戴自己定做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校徽,虽然别出心裁,但是,他们认为这是自我肯定的骄傲和尊严。

   和他们在一起,我有过许多兴奋而愉快的时光。1984年春天,省市新闻单位向全社会招聘记者,各种各样的人都去应聘。傅克强成为被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录用的20个记者之一,从而改变了他的命运。我们为他欢呼!我们三个老师和20多个同学,每个人出10元钱在老会宾酒楼为他庆贺,当时我的工资每月不到100元,但是,我们高兴!傅克强现在是《长江日报》摄影部的主任记者,20多年来,他的新闻摄影作品多次获得大奖。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年我们一起分享他获得成功的快乐。也是在这一年,冯建华考上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党员生活》杂志的编辑。这在当时传为新闻。当时,他们还没有从电大毕业。这是一个清明,发展的社会不拘一格降人才,才有的现象。这个班的学生,有些是来自基层单位的,他们每学年为交学费而苦恼。单位的领导并不支持他们读书,更不愿意为他们交学费。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这些单位做工作,费了许多口舌去晓以大义,甚至去这些单位的上级公司才说通。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完成学业。

   当然,也有不愉快的时候。1984年,我们打算组织文科班的同学去河南信阳的鸡公山春游,安排在一个星期天,费用都是自理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分校向二轻局领导请示,他们不同意,因为他们害怕外出会出事故。我非常气愤地和他们辨理,他们就是不同意!这件事令我们非常气愤,又无可奈何。到1985年春,这种情况又出现一次,为了完成毕业作业,许多同学需要外出进行社会调查,经费由各单位出。我作了认真安排,报到教育处,他们又不同意,理由是担心外出会成为变相的旅游。我太气愤了,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和主要领导吵起来,还受到我没有原则性的批评。从那以后,我就萌生离开二轻局的念头。现在,提起这件事都觉得可笑,二轻局的领导层,大多数是原来的小作坊的手工业者,观念极其落后,狭隘。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去不成鸡公山,同学们非常恼火。为了排解这种苦恼,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利用“五一“三天假日,我们去湖南的岳阳楼旅游。430,我和陈毅林、章允文、陈汉平去了岳阳楼。那是个细雨绵绵的日子。在火车上,我们还与铝制品公司班的王淑芬、周建民等邂逅相遇。我们快乐地相聚在一起。途中,武汉建材学院一位叫关涛的女大学生加入我们这个集体,她的家在内蒙古,这次相遇,她和陈毅林还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最后并没有结果。我们在岳阳旅游了两天,住在条件简陋的岳阳市招待所。去洞庭湖边领略了”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胜境,我们冒着大雨去游君山,淋得像个落汤鸡,却是一生难得的回忆,非常痛快,先前的苦恼荡然无存。这次岳阳楼之旅,我还写了两首诗;记录如下;

   《雨中君山印象》—— 

        四月的风------春天的衣裙

            吻着烟雨茫茫的巴陵

         四月的雨------绿色的轻纱

            拂过八百里如画的洞庭

          雨中君山,

             像一片沉浮在碧波的新茗,

          君山的雨啊,

              像一幅泼翻淡墨点染的锦。

          漫山青青,点点猩红

              是湘妃血,还是斑竹泪?

          缕缕雨丝汇入条条山泉,

              流进龙涎洞,还是柳毅井?

          请品一壶君山茶吧

              其清冽,香醇

           正如这雨中君山的仙境。

          

           高大的乌桕树上

            悬系着杨幺义军的寨钟

            今天,如盖的绿阴下,

            又飞旋着迪斯科的乐声。

             晨钟暮鼓,香火缭绕

            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新时代的钟声,

             越过层层雨帘

              飞掠过巴山楚水

             唤醒君山又一个早晨!

 

《君山归途风雨》——

 

        告别烟雨中的君山,

        我们踏上艰难的归程,

        浩淼的洞庭水天一色

        满天风雨,遍地泥泞,

        暴雨梳理着青青的湖草,

        狂风揭去鲜红的伞顶

        索性痛快地淋个够吧,

        让雨水洗去我们的风尘

        一步一滑,坑坑洼洼,

        草滩上踩出一条扭曲的小路

        快摄下这难忘的一瞬

        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进!

        向前,-------年轻的队伍

        飞跃在风雨潇湘的鸥群,

        透过泊在湖边的桅尖,

        看吧,前面就是雄踞的岳阳门!

   

     我只担任了一年的文科班的班主任,1983年秋天,我忙于新招生的经济类专业开学工作,由石应明老师担任该班班主任。在他的努力下,这个班实行全脱产学习。19855月,我和黄春和(1990年代中期去美国经商)同时被命为分校的副校长。我们在汉口滨江的国防俱乐部举行盛大的舞会,大概有600多人参加,全分校的师生都去了。1982年夏天,文科班同学即将毕业,举行毕业作业答辩。我们成立了以湖北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扬长江教授为主任的答辩委员会。用两天时间完成近90名同学的论文答辩。为他们的三年的学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9858月初,武汉市的气温一连几天 达到40度左右。在班长黄敬泽等的积极努力下,争取到一笔经费,实现了全班同学去河南鸡公山旅游的愿望。不少同学还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去了。鸡公山的气温只有20多度,是一个避暑胜地,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在此避暑,山上有不少旧军阀修建的别墅,解放后,这里成为武汉军区的指挥部营区。我们在这里非常痛快地玩了3天,吃得好,睡的安逸,在水库里游泳。第3天,我们去后山寻找瀑布,汗流浃背,消耗了大量体力,结果看到的瀑布仅是一束细流,大失所望的往回走。到了驻地,吃晚饭,发现少了扬晴和陈品。大家分析;一定是在后山时,他们无意识中跟随另外一个旅游团队往相反的方向,去了河南的信阳。我感觉到责任重大,居然丢失两个大活人,这时天色渐黑,我们决定兵分四路去寻找,这意味着我们将度过一个艰难的不眠之夜。我带着3个男生去后山,刚刚走了一段路,有人在呼唤我们回去。原来,杨晴和陈品已经回来了。正如我们的分析,她们是在无意识中跟着另一个旅游团往前走,后来才发现自己掉队了,而这时她们已经到了一个叫孝子店的小站,她们在犹豫,只要上火车就可以返回武汉,但是不能这样,她们明白同学们正在焦急地寻找她俩 。于是她俩雇了一辆小巴,将她们送回鸡公山,她们再爬到我们的驻地,看到大家关注她们的神情,她俩都哭了。见她们回来了,我如释重负,虽然是一场虚惊,想想也有点后怕。第四天,我们返回武汉,火炉城依旧是38度的高温,他们的大学时代结束了。

  1985年到1990年代中期,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磨合时期,各种利益的冲突所形成的人员分流,还是隐性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人员的分流就日益显性化。在这期间,随着商品意识观念日益浓厚,一个物质至上的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贫富状况日益明显。在1992年,在全民经商观念的刺激下,我和原来文科班一些同学曾经跃跃欲试办公司,从事子虚乌有的贸易,期盼一夜发财。十几个人一次一次地聚在一起策划,一个个雄心勃勃,我设法弄来验资报告,还是我起的名字叫“宏亚轻工贸易有限公司”,办了工商营业执照。公司挂牌后,结果只有罗建华等两三个人在问事,平日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都不见了,一个个不沾边。宏亚公司没有做成功几笔业务,就注销了,成为一个泡影。我们几个人投入的股金也丢到水中了。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具备经商的素质,至今想起觉得十分荒唐。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到了1990年代中期,随着国企改革和股份制的盛行,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经济受到全面的冲击。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品经济的二轻系统溃不成军,一个个企业被兼并或解体,干部职工提前下岗,仅给一点钱就被买断回家,大批二轻系统职工过早地沦入社会的边缘,陷入贫困 ,成为这个城市的弱势群体 。有的企业守着一小块地产,养活几个人。在这种大冲击、大分化中,原来文科班同学中也发生较大的分化。有些同学在毕业后,通过努力调离原单位,进入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如赵莉调入团市委,开始担任《年轻人报》的总编,以后当选为共青团武汉市委书记,前年在武汉市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提前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但是,她没有闲着,又去了一家网络公司。黄敬泽早就离开局组织部,一直在担任位于三民路口的市工艺美术公司总经理,他保持着低调,热诚地对待班上的每一个同学,像是一位敦厚的兄长。章允文、胡正光在我的帮助下1985年留校任教,现在武汉市二轻工业学校工作,都取得了高级职称,陈汉平,郭伯然,曹瑞萍在黄敬泽的帮助下,通过考试调入二轻工业局党校任教,陈汉平又考上经济专业的研究生,现在是江汉大学金融学系的副教授,党总支书记。杨晴毕业后在武汉市服装技工学校任教,通过刻苦的学习,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的研究生,现在担任武汉市软件工程学院的汽车管理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多次被评为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胡美菊毕业后在工艺美术公司担任党委书记,现在武汉市侨务办公室担任副秘书长,她比以前还显得年轻,漂亮了。王平现在是武汉市手工业局的生产处处长。今年的正月十三,他宴请当年的老师和同学,来了20多人在一起相聚,非常快乐。班上最漂亮的女生是肖秀兰,今年已经53岁,还是那么年轻美丽,她一直担任武汉制镜厂的书记,其实这个厂早就不在了,由于该厂地处汉正街繁华路段,早就改成商厦,他们在留守这块地产。

   不少同学在商海中打拼,几起几落,非常不容易。黎明俊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他早就辞职,办了武汉市较早的制冷设备销售公司,也赚了些钱。但他太喜欢折腾,以后又开办了一所幼儿学校,还聘胡正光去当校长,没几年又垮了。前几年,听说他在推销保险。今年他告诉我,他退到底线,什么也不做了,回到家里炒股票。我估计他不会停止折腾,现在他接受大家委托,把停了半年的“二轻同学会网站”接了过去,相信他会将这个平台经营成同学们交流互动的“学友之家”。1993年,耿光辉辞去湖北楚天广播电台经济部主任,下海办公司。他很有眼光,具有超前意识,他看中了位于长江中的无人问津的天心洲的草滩,创办了“呼伦贝尔旅游公司”,发展武汉市的休闲度假旅游,罗建华和王志培做他的副手,这可是一个金点子,一炮打响,他们在天心洲草滩上搭建许多帐篷,供游客过夜,在草滩上骑马,野炊,非常浪漫,立刻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他们和许多单位的工会建立联系,组织职工来这里度周末,生意红火。1995年,我接受他们邀请,还在草滩上过了一夜,很有意思,睡在帐蓬里可以听见长江的涛声,可见江上的月色。不料好景不长,另一家无资质的公司组织桥口区一所中学的学生来这里游玩,在江中乘竹筏 ,不幸翻了,造出5个中学生落水死亡。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故。武汉市政府下令禁止在天心洲从事这类旅游经营。他们也只好收摊子,投入血本无归。以后,他们三人在事业上一直不太顺利。厉原来是武汉钢锯厂的党总支副书记,90年代末工厂改制,他也下了岗回家,开始是销售洗头液。他是一个残疾人 ,有一条腿不好 ,他“扬长避短”在绝处逢生,他在石老师的帮助下,找到江汉区残疾人协会求助,积极投入残疾人事业,后来成为江汉区残疾人协会的副秘书长,有了准公务员的身份,这是多么不易。梁述平原来是武汉牙刷厂的办公室主任,工厂改制,她也下了岗,无可奈何中,她选择去做“安利”产品的直销,这可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其中一定有许多辛酸的眼泪。几年下来,她成功了,成为这一行当的佼佼者。最近,我鼓励王志培一定要振作起来,像他们一样做“笑在最后的人”。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20多年来,在事业上一直不顺利。特别是在10年前,他承包了一个鱼塘,辛辛苦苦一年,春节临近,就要起塘,谁知天有不察风云,在一夜之间,他的鱼塘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空,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从此他一蹶不振。现在他又办了一家小电器厂,表示绝不辜负我们的希望,一定大器晚成。

   在文科班至今有两死一疯。班上最英俊的青年李行,从电大毕业后和同班同学张玉红结婚。在199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武汉市政府在内蒙古的外贸公司的员工,专门从事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他如鱼得水,非常风光。那一年,张玉红带着女儿去内蒙古看他,他们去内蒙古最大的湖泊达赉湖去旅游,乐极生悲,李行跳进湖中游泳,就再没有上来,他就这样消失在妻子和女儿眼前。我们知道这个噩耗已经是两个月后,我和几位同学去看望张玉红,听她叙述这个令人悲痛的事。现在,没有人知道她母女的状况,她早已经和这个集体失去联系。原武汉市服装公司的陈品,几年前死于癌症。吴大成是一个性格非常特殊的人。由于父母早年的离异,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幸,他和弟弟随母亲生活,母亲曾经跟随何香凝从事爱国民主活动,但是她是一个不擅家务的知识女性。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他曾经在农村插队8年,以后安排到塑料十厂当工人。由于,我们都是知青,所以很谈得来。为了解决他的学费问题,我不只一次去他们厂做工作。在学校期间,他就表现出精神上的异常,比如,他在冬天只穿着一件单衣,而在酷热的夏天却穿着厚厚的衣服。他一直单身,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他一直牢骚满腹,认为社会对他太不公平。我在很长的时间里,不知道他的情况。199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人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原来是吴大成。我给他泡茶递烟,他开始滔滔不绝向我诉说他的遭遇。他的言谈中说,班上的同学如何陷害他,妒忌他,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缺乏起码的逻辑性,我知道他的神经错乱了。那天晚上我小心地招呼他,一直把他送上开往汉口的公交车。过了几天,我见到在《长江文艺》担任副主编的吴大宏,才知道他哥哥神经出了问题,一年中,要去汉口六角亭多次。现在大成和他弟弟生活在一起,我有时在附近的超市还看见他,他已经很漠然,一语不发。

  1985年以来,我一直和文科班的同学保持着联系。每一年的正月初四,胡正光,章允文,傅克强,刘端端,郭伯然等同学都来给我拜年。我非常关注同学们的近况,与他们同忧乐。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都将是一个变数。这些年,我一直在关切几个同学的近况,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没有见到他们。一是吴正举,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正直的优秀干部,我深深地记得,1982年冬天,我去安徽看望母亲,他直把我送到码头,直到大轮启锚他才离去。他是武汉市服装公司组织科科长,在1990年代,他担任了快乐童装厂的厂长。他严格治厂,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慈不掌兵”的书法屏匾。他的思想也很解放,他利用该厂地处汉正街的优势,与成都的商家合作,开办了当时武汉市最大的“蜀王火锅城 ,生意兴隆。没过几年,我就听说吴正举辞职了,以后,那家火锅城也关门了。从此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在汉正街卖鞋子,有人看见他在卖童装,这些年来,他从不和同学联系。20039月初,我应成都知青邀请去成都会见原国家农垦局局长赵凡。在成都与当年在云南兵团的知青交流,其中有1979年元月在孟定向国务院调查组下跪的绝食队长许世辅、杨定全。他们说对武汉很熟悉,因为在1990年代中期,他们在武汉开过”蜀王“ 火锅城,他们的合作伙伴就是吴厂长!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当他们知道我和吴厂长是师生关系,连干了几杯酒。他们评价吴厂长的人品好,他不当厂长了,他们也中止了与武汉方面的合作。前不久,李正光受我的委托在口区一个小区去寻找吴正举,甚至还张贴了许多张寻人启事,却没有结果。

   我另外关心的一个人是陈毅林,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我对他的前程看好。我认为他完全可以出国留学,在某个领域一定会有建树。他也可以从政,因为他父母都是老革命,有从政的理想背景。记得,我1983年在武汉大学进修,有好几次,我带他去听著名教授的课,就是寄希望与他。不料他选择了经商,1986年,他就去了广东,因为他的舅舅是广东一家银行的行长,他进入在湛江的“半球“ 集团,负责销售工作。1989年他还代表集团来武汉联系投资事宜,住在汉口的长江大酒店。还宴请过我和许多同学。以后他又返回广东,听说去海南岛从事房地产业。1996年,他又返回武汉,才知道由于海南岛的房地产开发是虚假的泡沫经济的产物,房子根本卖不出去,半球集团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一败涂地,他是失意地回到武汉的。他想在这里找到一条出路。在那以后的几年,他办过小电器厂,也开过餐馆,结果都是无果而终。而且在经营中与经商同学产生一些商业纠纷,至今都未了结。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将这个单纯的学子改变成为一个“在商言商”的人?他曾经有过的理想和抱负都被冷冰冰的金钱与物质代替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如果说这是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对人的异化,是一种进步,我们宁可不要这种进步!又是许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近况,他会东山再起吗?他会回到我们当中来吗?答案不得而知。也许他永远不会回来,也许他明天就出现在我们眼前。

      2007年2月20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东湖的梅园春光盎然,一片香艳。在东亭路的一家酒店里,文科班的31位同学在这里为我举行庆祝六十华诞的酒会,因为我在这一年就要退休了。我们中很多人差不多20多年没见面,这是一个难得的相聚机会。石应明老师也来了,现在他已经是《长江日报》的副总编辑,一位副局级领导。师生相聚,格外兴奋,每一个人都讲了很多话,喝了很多酒(那一天,我请他们喝的是军供茅台),傅克强还为我们拍摄了很多照片。在那一天的酒宴上,我致辞,只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你们是优秀的!“。

这次相聚成为我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 

      200958—9日,在刘端端,郭伯然同学的精心安排下,我带领16位文科班的同学去京山的绿林山景区旅游,度过非常愉快的两天。我们纵情地在鸳鸯溪漂流,在如诗如画的美人谷徜徉,在清清的溪流中流连忘返。在飞流直下,梦幻般的美人瀑前,傅克强又为我们拍摄了一张合影,这是一张经典作品;我们每一个人都神采飞扬,好像又年轻了20岁。我们仿佛又回到充满阳光与歌声,充满向上张力的1980年代!

   愿我们永远年轻,祝福每一个人:健康,快乐每一天!

 

 

             (作者:刘晓航于201033—5日春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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