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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巷陌

家长里短知忧乐; 酒暖茶凉论古今。

 
 
 

日志

 
 

《“小人物”对我人生的“大影响”》  

2010-05-12 15:12:06|  分类: 半日闲作品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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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物”对我人生的“大影响”

            黎明俊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话显然是不科学的,甚至有些武断。但细想一下,也颇有些道理,至少在我身上还是有所应验的。

  我的人生观的确立(或说是价值取向定位)是和我儿时的生活环境、接触的人物有一定关系的。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住的是纺织厂的职工宿舍,该宿舍建于1952年,青一色红砖赤瓦的平房,每户的大小都一样,两间正房加厨房及贮藏间几近30平方。八户一栋,每栋之间约有8米的距离,而且一栋配有一个公用水笼头。每四栋建有一个公厕。由于几家纺织厂的宿舍都建在一起,所以方圆几公里内全都是外观相同的房屋,虽然简陋,却也齐整。

  那时候,提倡多生,儿女成群的家庭为数不少。因此,床是各个家庭里主要的家俱,单人的、双人的、单层的、双层的,挤占了大部分空间,有的甚至搭层阁楼专作床用。到邻家串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空间太小,难以立足,总给人一种压抑感,所以,那时的孩子在家里呆不住,都在外面“野”去了。一到吃饭的时候,父母们呼喊着自家孩子的乳名,催其回家吃饭。每到此时,喊叫声交织一片,回荡在空中,仿佛就是一首杂乱无序的交响曲。

  不光是小孩,大人们也是如此。在工余和休息天,只要是不下雨,在那风和日丽的时候,女人们都围坐一堆,有的做着针线活、有的织着毛衣,议论着各户的家长里短,而男人们则三五成群,或站或坐,天南地北、高谈阔论。儿时的我喜欢凑凑热闹,时常蹲在大人身边,好奇地听着长辈们谈古论今,说奇闻轶事。就在这不经意间,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某些思想和观点,并影响着我的人生。

 

          “老右”

 

  老右真名叫啥我至今不知。瘦高个,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一看便是读书之人。的确,老右出生书香门第。说来真巧,右不仅是其姓氏,也是其政治标签。据说在大鸣大放时,作为厂里的工会干事,老右在不恰当的场合,说了不恰当的话,被打成右派。所以,人们叫其老右,政治涵义远远多于姓氏本身。反正也姓右,怎么叫都无所谓,老右从不在乎。

  老右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出口成章,浅显易懂,举止文雅,很少听到他说粗话,即使骂人也不带一个脏字。这在那大多是“扫盲班”文化学历的人群中,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茶余饭后,人们喜欢以老右为中心,圆圈似地坐着听他讲那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沧桑,黄帝开宗、尧舜德政、夏商周世、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三国》、《水浒》。老右是第一个让我知道孔子、孟子的人,尤其是“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这些当时犯忌的言语,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这些孩子讲解,唯恐我们不明其意。

  作为孩子,是不会真正理解“学而优则仕”的,因为官在儿童心中的概念还是很模糊的,连对“唯有读书高”都只能机械地去理解。幼年时期荣誉心是很强的,当时,我只拿老右作比,读了那么多书,人人都从心里敬佩他,尊重他。我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掌握很多知识,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

  就这么简单,我发誓多读书。所以入学后,无需父母叮嘱,我很自觉地学好每一门功课,每每不懂之处,都到老右家里去请教。而老右总夸我是个好孩子。有了老右的辅导和鼓励,读小学时我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更重要的,在老右的影响下,我逐渐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而且一直都未改变。后来,我作为知青招工进厂,不二年就被提干,成为一名宣传干事,全都得益于平素学习的积累和相当的写作能力。

  大约是在我小学毕业时,不知何故,老右搬家走了,好多年都没有音信,直到去年才听说他早已移居国外了。

  多少年来,我始终未能忘记老右,心中时常感激他对我人生的启蒙。

 

 

          “磕头”

 

  “磕头”,姓万,住在我家斜对面。至于为什么叫“磕头”,无从考证,你叫他叫,约定俗成,加上本人也认可。“磕头”其人从长像到为人都离不开一个圆字,个头偏矮,胖墩墩、圆滚滚,圆圆的光头,处事圆滑,“口齿未开笑先闻”。“磕头”的圆滑如同其长像般自然,没有做作的痕迹,一点也不令人讨厌。

  “磕头”从年青时起一直在杂货店学徒做伙计,解放后,在一家国营副食店做售货员。也许是职业的缘故,“磕头”不仅能说,而且更能吃。他那满身的横肉、圆滚的身材恐怕就是吃出来的。

  那时提倡各业为人民服务,很多商店采取了流动售货的方式,人们常见“磕头”总蹬着一三轮,车上载着糖果调料、糕点肥皂等日用品,穿街走巷来回叫卖。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身上从没有零花钱,见到流动售货的总爱跟着凑热闹,也只能挂挂眼科。好在是街里街坊,见到我们围观,“磕头”总是满脸堆笑地说:“来,伢们吃点。”便给每个小孩几颗糖豌豆或兰花豆,然后,杂耍般朝自己嘴里扔几颗嚼了起来。

  记得有一次,我和“磕头”的小儿子一起玩时,路过其工作的商店,他把我们叫过去,抓一把糖豌豆迅速塞进我们衣服下面的口袋里,还不住地嘱咐:“莫跑远了,早点回家。”大概是嘴里又在吃着什么,口齿都有点不清了。

  对于“磕头”的好吃,邻里们没少嘴他:“你的东西不是卖完的,是吃完的。”可他却戏说道:“君子动口(吃)不动手(拿)。”这就是“磕头”的理论。在闲聊时,他总是推广自己的“经验”:“共产党的钱拿不得吃得,吃得再多不犯法,拿得再少也是罪。拿也是为了吃,直接吃多好,何必去拿呢?”儿时的我虽然对这种奇谈怪论似懂非懂,但这句话却深深地留在了我脑海里。

  很多年后,我也曾在单位做过领导,主管营销,每每遇到“诱惑”时,我都会想起“磕头”的话,也就一次次地经受住了“考验”,坚持“不动手”。这自然归功于“磕头”对我的“教育”。我打心眼祝福“磕头”健康长寿。还真别说,前日听见一位老街坊说,“磕头”至今还活着,虽年逾九旬,可精神钁铄。

 

          “大姨”

 

  “大姨”,当然不是我们家的大姨了,她是我们居委会的调解委员。据说“大姨”祖籍河南,因洪水泛滥而失去双亲,她带着唯一的亲人妹妹逃难到了武汉,俩人在纱厂里做起了童工。解放后没几年,“大姨”就退了休,为发挥余热干起了居委会工作。大概是人们敬重她,就以其外甥的口吻叫她为“大姨”。渐渐地人们忘记了其真名实姓了。

  我眼里的“大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一头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张大脸额头上的皱纹清晰可见;一副老态,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可就是这样一位平常的老人,在我们那儿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谁家的婆媳闹了矛盾、哪户的夫妻吵个架、两家邻里扯个皮,“大姨”准会及时地出现在现场,劝说、调解,直到“风平浪静”为止。有的夫妻工作忙,没时间照料尚小的孩子,就托付给“大姨”看管,我也曾被她看管过几次。

  也许,你认为老人闲着也是闲着,街坊邻里的,帮点忙也算不了什么,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大姨”自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老伴因嗜酒如命中风瘫痪在家,四个孩子有两个是脑瘫患者,“包袱”够重的。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都能里外兼顾,力所能及地为居民服务。

  终于有一天,“大姨”累倒了,再也没有醒过来。她是在劝解两个邻居吵架时突发脑溢血而亡故的。

  依稀记得“大姨”出殡那天,方圆几里内的街坊邻里数百人自发地为其“送行”。现场人头攒动,泣声一片,仿佛失去的是自己的亲人。

我当时还小,还无法理解大人们对“大姨”那悲伤的情感。但听到最多的是:“好人啊,你不该走呀。”“好人”是人们对“大姨”最终的评价。从此,好人就是“大姨”,“大姨”就是好人,这个标准已永远定格在我心中。

  以后,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虽然最终未成为“好人”,但起码也是于心无愧。

 

                草于201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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