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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老子》(十八) 文梓  

2013-03-03 00:10:16|  分类: 文梓作品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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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大道废, 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大道废弛,(才)有人提出仁义(的主张)。

   智慧产生,(才)有人做出虚伪欺诈(的事情)。

   六亲不和,(才)有人倡导子孝父慈(的品德)。

   国家动乱,(才)有人赞成忠义之臣(的行为)。

   老子在致虚极、守静笃一章 (第十六章)中, 提出治理天下一定要符合天理自然和顺乎 “”(“天乃道”),在“ 太上,下知有之”一章(第十七章)中,把社会政治分为四个等级,他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认为不扰民、不侵民、不害民,才是最好的治世之道(“太上,下知有之”)。 在本章中,他亮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首句就直言不讳“大道废, 有仁义”。究竟何谓“大道”呢?《庄子·天地》一篇中解释道: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这里的“至德之世”就是“大道”运行之时,国君不崇尚贤才,不任使能人;他居于上位如同树颠高枝无心在上而自然居于高位,百姓却像无知无识的野鹿无所拘束;行为端正却不知道把它看作道义,相互友爱却不知道把它看作仁爱,敦厚老实却不知道把它看作忠诚,办事得当却不知道把它看作信义;行动单纯而互相友助却不把它看作恩赐。所以行径不会留下痕迹,事迹不会留传后代。

   可见“大道”之时,社会也存在道义、仁爱、忠诚、信义和互助,与后来不同的是,当时人与人之间所做的这一切,是在一种自觉自愿、不求回报、无须提倡、不被强迫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一幅多么和谐的画面啊!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也这样描述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其讲的是: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这样使老年人都能够安享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人们不愿让财物委弃于无用之地,但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人们担心有力使不上,但不一定是为自己服务。因此,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施展,盗窃和乱臣贼子也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

   老子未曾对“大道”未“”之前的时代作过具体的描述,而通过他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庄子和《礼记》的作者因此而受到启发,表达了他们对“大道”时代的共同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虽然也提到“大道”(如开头第一句:“大道之行也”)但它勾勒的“大同世界”显然不能等同于老子的“大道”时代:它提倡“选贤与能”,盛赞的是尧舜的“禅让”时代,而庄子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三章>),他还说“有虞氏(指舜帝部落)取仁义以乱天下也”(老子亦说“大道废, 有仁义”)。可见儒家与道家在对待“尧舜”的态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但它也有许多与老庄思想相契合的地方:它说“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而庄子说“端正而不知以为义”; 它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庄子则说“相爱而不知以为仁”; 它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而庄子说“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

   “大道”被废弃之后(“大道废”),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于是统治者倡导仁义(“有仁义”),也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 庄子·马蹄》)。“仁义”的实行也并非能持久,历史上真正能够称得上“仁义之君”的着实屈指可数(《礼记·礼运》上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由此其选也。”意思是只有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这六位君王可以算得上。)大多数统治者使用法律、策略和权术来管理天下百姓,这样一来,自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社会上诈伪、欺骗和虚假成风(“智慧出,有大伪”)。社会矛盾的激化,随之而来的是以氏族制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受到挑战,父子成仇、兄弟反目。父子的慈孝之情、兄弟的手足之谊、夫妇的天伦之乐本属于人之天性,当社会把它作为道德标准来规范时,说明家庭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六亲不和,有孝慈”)。奸佞之徒横行、父子之恩断绝,当人们称颂忠臣义士的时候,动荡的国家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昏乱,有忠臣”)。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一部《论语》里,有很多地方谈到有关仁义和忠孝的思想(《论语》里的“忠”有“信”的涵义,与后世儒家提倡的“忠君”的“忠”是有区别的)。“仁义”是要求统治阶级做到的,“忠孝”是要求被统治者做到,孔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同时在儒家学说中,有关“礼”的思想是其重要的部分。《论语》里谈到“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和“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尧曰》),同时主张治国“齐之以礼”(《 论语·为政》)和“为国以礼”(《 论语·先进》),在后世儒家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礼”逐步在军国大事,政府行政、社会生活以及家庭人伦关系中是起着行为规范作用,并且不可违反,正如《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于是逐步完善的礼制,成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基石。

   而老子则认为,提倡仁义智慧孝慈忠贞等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美好品德,并非是根治社会问题的良方,反而凸显社会矛盾(“六亲不和”、“ 国家昏乱”)更加激化,黎民百姓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劣,老子预见到,统治阶级提倡的道德标准必然会成为严重束缚人民自由的枷锁(中国礼制的发展历程就是明证)。

   《 庄子·大宗师》说到这么一件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

   其大意是,泉水干了,鱼儿一同被搁浅在陆地上,互相呼气、互相吐沫来润湿对方(显得患难与共而仁慈守义),倒不如游回江河湖海里彼此相忘。就象人们称誉尧的仁义而谴责桀的暴政,还不如回到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的大道时代( “ 太上,下知有之”的社会)。

   现代人将“相濡以沫”这个成语,比喻作夫妇同在困难的处境里,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延续生命。庄子在讲这个故事时,并不是把它当作美德在称颂,而认为这是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他认为与其如此苟延殘喘地活着,还不如让鱼游回浩瀚的江湖里活得舒畅,即便彼此不相往来,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国时代的学者王弼注解《老子》这一章时,也引用了《庄子》的这个典故,他说: 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门……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也。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德生矣。

   他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当“相濡以沫”被人们当作美德来称颂时,鱼儿们已经失去了回到江湖里的机会了(意即,下层人民生存的状况已经很艰难了。)

   王弼的这段注释,可谓深得老庄思想的精髓了。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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